摘要：作者 河池市 李宁（声明：未经作者书面同意，任何个人及组织不得转载、引用本文及其段落）1960年8月的一天，广西公安厅突然派人到茅桥监狱提审已经服刑8年的国民党东兰县县长徐家豫。在提审中，徐家豫透漏了28年前白崇禧等桂系高层策划收买叛徒暗杀。...
作者 河池市 李宁
（声明：未经作者书面同意，任何个人及组织不得转载、引用本文及其段落）
1960年8月的一天，广西公安厅突然派人到茅桥监狱提审已经服刑8年的国民党东兰县县长徐家豫。
在提审中，徐家豫透漏了28年前白崇禧等桂系高层策划收买叛徒暗杀东凤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韦拔群等人的内情，为侦破韦拔群被害案提供了线索来源。
为什么重新提审徐家豫？徐家豫提供了什么样的线索？下面作者为读者解开这些谜团。
一、监狱中的徐家豫预感自己隐瞒的问题被察觉
亚热带气候的南宁，盛夏白天酷热，夜晚也不凉爽。
“呼呼”鼾声在监舍中此起彼伏。唯有徐家豫辗转难眠。他双手抱头蜷缩在监舍通铺北边连接墙壁的一角，额头渗着汗珠，脸像一团揉皱了的纸，满布愁容。最近他参加了监狱方组织的“立功赎罪，为政府提供韦拔群被害线索”的活动，他心里清楚地知道政府开始着手排查28年前韦拔群被谋杀的案件了。徐家豫感到极度焦虑，他意识到危险渐渐向自己走近。他心想：韦拔群被害时自己正好在东兰县县长的位置上，是知道白崇禧及廖磊策划、实施谋害韦拔群阴谋的，是知情者之一。按常理判断，人们都会认为作为县长的他肯定会参与策划谋杀韦拔群行动的。虽然自己不是策划者，也未参与实施杀害韦拔群的具体行动，但在这个特殊历史年代要人们相信这点是很难的事。
徐家豫想到这里，百口莫辩的委屈涌上心头，随之大难临头的恐惧感也跟着袭来……
“呼，呼——”他身旁那个胖子一丝不苟的鼾声不知不觉地把徐家豫带进了梦境——他看到监舍上边那个带着网状钢筋的窗前挂着一个血淋淋的头颅，头颅上那双大眼眨巴眨巴向他射出愤怒的目光，随后窗外放进一根麻绳，紧紧地套在他脖子上，跟着传出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徐家豫，我终于逮住你了……
徐家豫被噩梦惊醒，惊恐地坐了起来，呼吸似乎出现了困难，脸色陡然变成灰黄，身上冷汗涔涔。
徐家豫，阳朔人，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就任国民党东兰县县长。他在东兰任职期间，因“剿匪得力，弭盗有方”颇得廖磊称赞。1951年12月8日徐家豫在桂林被当地公安局逮捕，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2年。
徐家豫在监狱已经服刑8年，还有4年就刑满释放了。此时徐家豫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如果现在被怀疑参与谋害韦拔群的阴谋活动，可能会招来无休止的审查，刑满释放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中充满了无奈与忧愁。
二、徐家豫向政府提供韦拔群被害线索心有顾忌
晨光熹微，难熬的漫长一夜过去了。监狱走廊响起了起床铃声，犯人唿嗵全都坐了起来，迅速穿好衣裤，叠好被子，然后排队去洗漱。
“徐家豫！你过来一下。”一个管教干部叫住正在排队洗漱的徐家豫。
徐家豫听到管教干部的叫声，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忐忑不安地走过去，脊背挺直立正着。
“洗漱后你提前去食堂吃早餐，然后回监舍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在监舍等候安排。”管教干部一脸严肃地说。
“是！是？……”徐家豫吭哧吭哧像是在答应又像是在询问，就连他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在说啥。
“去吧，抓紧时间洗漱。”管教干部扒开排队洗漱的犯人，让徐家豫上前先洗漱。
“报告政府，那、那是去哪儿呀？”堆着一脸疑惑的徐家豫一步一回头地问管教干部。
“抓紧时间洗漱吧。”管教干部瞧了瞧他疑惑的眼神，随后补充道，“去你就知道了！”
徐家豫分析出要出大事了。他心想，这八成与28年前韦拔群遇害案有关，可能政府怀疑自己卷进了这场阴谋。如果真是这样自己麻烦就大了。他倒抽一口冷气，啷一声，手中的口杯掉到地上，他慌忙捡起来，无心思洗漱，转身回到监舍。
徐家豫双脚盘坐在通铺上，满脸惆怅。他想，事隔28年了，当年的当事人和知情者跑的跑，死的死，失踪的失踪。直接指挥这次谋杀行动的高层人物白崇禧已经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廖磊于1939年10月因突发脑出血病故。那个具体实施策反韦拔群身边人员的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在临近解放时已经藏形匿影，不知所踪，直接杀害韦拔群的那个韦昂40年代也死于非命。从目前的情形看，自己现在是唯一一个最了解真相的人了。职责使然，自己作为当时国民党东兰县的县长，在刘治的要求下，曾协助过刘治与红军的叛徒韦昂签订过相关协议书，当然知道当年具体实施杀害韦拔群计划的是哪些人——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是具体策划者，韦拔群的警卫队队长韦昂是直接枪杀韦拔群的杀手，韦昂的小老婆陈的白是帮凶。
但是，在向不向政府交代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这个问题上，徐家豫犹豫起来：不讲觉得对不起政府，估计也过不了关。讲了又怕讲不清，只会越抹越黑，如果是这样，自己可能要背一辈子黑锅，难有出头之日。
徐家豫犹豫起来。
其实，徐家豫“二进宫”的曲折经历在他心里形成了巨大的阴影，对他交代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障碍。
广西解放前夕，即1949年9月，广西伪省主席黄旭初推荐徐家豫接任阳朔县县长，同时兼任反共救国团团长。徐家豫接任阳朔县县长后，阳朔地下党领导人陆支礼，为了营救被捕的桂北游击队阳朔武工队4名队员，通过徐忠明找阳朔县图书馆馆长徐家耀，让他做徐家豫的工作。
经过谈判和协商，徐家豫同意营救被捕的桂北游击队阳朔武工队4名队员。于是徐家豫面见伪省主席黄旭初，凭着他和黄旭初同窗之谊，请求黄旭初撤销他签发的对阳朔4名武工队员的处决令。起初黄旭初不太愿意，于是徐家豫对黄旭初说：“你要我回阳朔做县长，刚上任就要我杀人，让我怎么安定民心，稳定阳朔局势呀？”黄旭初碍于老同学的面子，改变初衷道：“那就先不杀，但也不能放！”
在阳朔解放前夕，徐家豫偷偷释放了这4名武工队员，并让他的儿子徐树德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陶秀春一道将4名武工队员送到游击队驻地。
阳朔解放后的第三天，他带领国民党县政府的科长、秘书、警佐等10多人向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投诚，交出旧县府大印一枚及全部档案，同时还交出长短枪120支、机关枪2挺、子弹150箱、光洋1000余元、公粮78000多斤、普通药品25箱。
徐家豫的这些行为对解放阳朔起到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阳朔县人民政府曾表示挽留徐家豫继续留在家乡为人民做事，但他以年龄大了为由谢绝邀请，回到桂林居住。
不久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政治运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危害共产党人的人为重点，由于徐家豫在历史上任过国民党三个县的县长，于1951年12月8日，徐家豫在桂林被捕，以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徐家豫被判刑后不久，徐家豫昔日的老上司，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绍竑到广西视察时，谈到了徐家豫被判刑是错判的问题，没多久徐家豫便被释放回家。
可是过了没多久，在那场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中，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徐家豫也跟着被再次投入监狱。
值得说明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党中央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正确对待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精神，桂林市法院对徐家豫案件再次进行认真地复查，于1979年10月15日，桂林市人民法院发出文号为（79）刑判字第255号的刑事判决书，内容为：一、撤销桂林市人民法院1952年东人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对徐家豫的判决；二、对徐家豫不以反革命论处。此后，即1986年8月9日，阳朔县人民政府根据区党委办公厅文件精神，发文明确徐家豫为起义人员，并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这其间的潮起潮落，波谲云诡，令徐家豫不胜感慨，随之他内心泛起看破红尘、颓废厌世的淡淡情绪。
在监舍等待传唤的徐家豫改变盘腿而坐的姿态，把双脚垂在通铺边沿，来回晃动着。他思忖：自己没有参与策划谋害韦拔群的行动，只是当时担任县长职务的缘故，才了解到廖磊他们制定、实施谋害韦拔群阴谋的过程；自己只是个知情者而已。在提审我的公安人员没有拿出确切证据证明自己是个知情者之前，不能主动承认自己是知情者，因为此事很难说清楚，搞不好惹火烧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提为妙。
徐家豫心里拿定主意，心里也没有先前那样感到恐慌了。他微闭双眼，静静地等候狱方的通知。
三、广西公安厅派高级别侦查员提审徐家豫
南宁茅桥监狱围墙高筑，高耸的监视塔和大门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这是一方正义圈禁罪恶的天地。
“吱——”一辆吉普车停在南宁茅桥监狱大门前，樊恒荣与同事李柏枝、覃祖坤走下吉普车，他们是来提徐家豫回看守所的。
樊恒荣向大门岗亭中的卫兵出示证件，并进行了登记。
“班长，开门！”随着卫兵的喊声，监狱大门缓缓打开。
樊恒荣一行急匆匆地跨进大门，进入了监区。引道的卫兵将他们领到狱警值班室。由于昨天省公安厅已与狱方预约，告诉狱方今天早上樊恒荣他们要提徐家豫，狱方安排的两名狱政干部早早就在里面等候着。
“樊所长，你们很准时呀。”一个管教干部熟络地与樊恒荣打招呼。由于工作上经常有来往，监狱大多数干部都认识他。
“事关重大，不敢怠慢呀。”樊恒荣与管教干部握了握手，接着从公文包中拿出提审文书，递给他，急切地问，“都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你们要提审的徐家豫正在监舍里等候。”
“好，把他带来吧。”
管教干部为樊恒荣他们倒上开水，让他们等候着，然后到监舍提徐家豫。
少顷，门外传来“报告政府！”的声音——那个年代，监狱中的犯人都称呼管教人员为“政府”。
“进来！”樊恒荣把手中的口杯放到桌子上，用十分威严的语气答道。
徐家豫轻轻地推门而入，熟练地在离樊恒荣两米处蹲下——当时监狱的规矩，犯人见到管教人员不得站立说话，必须在两米外蹲下，只有听到“起立”的命令方可起身。
“起立！”
听到“起立”口令的徐家豫慢慢地站了起来，挨个向樊恒荣、李柏枝、覃祖坤弯腰鞠躬，近乎机械地说道：“政府好，政府好。”
之后，徐家豫就习惯性地低着头，垂手直立着。
樊恒荣双手叉腰兀自踱到徐家豫跟前，围着他转了一圈，仔细地审视这个当年国民党东兰县县长——他约65岁左右，个子不高，瘦削，也许是在监狱生活的缘故，形容显得十分憔悴。
观察被审讯人坐姿和站姿以及神情、手足放置是否自然等形态，是樊恒荣在审讯工作中养成的习惯。这种“察言观色”与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病情的方法相似。樊恒荣认为，这样做可以让审讯人员获得被审讯人的第一印象。有很多人认为“人不可貌相”，但樊恒荣却偏偏认为，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在许多场合下人还是可以貌相的。一个长期心理黑暗、经常算计别人及那些心态猥琐的人与心地光明磊落的人相比，不会有一副气宇轩昂、襟怀坦荡的外貌。
樊恒荣记得这个理论曾国藩在他写的《冰鉴》书里讲得十分详细。曾国藩的《冰鉴》是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是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它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樊恒荣出于公安审讯工作的需要，经常翻阅这本书，汲取书中的精华，以便掌握更多方法，从不同角度揣度被审讯人的心理活动，提高审讯工作效率。
樊恒荣仔细观察徐家豫的站姿、神情、手足放置后发现，他直垂的右手食指不停地在大腿上微微敲击。
公安工作经验告诉樊恒荣，徐家豫直垂的右手食指不停地在大腿上敲击，这个肢体动作是他内心存在忧虑情绪及对审讯目的有着清晰预判的外在表现——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审讯人员每一个肢体动作都有可能成为有经验刑侦人员透视其情感、情绪活动的标志。
“你是徐家豫？”樊恒荣用犀利的目光逼视他问道。
“报告政府，我是犯人徐家豫。”徐家豫停止右手食指敲击大腿的动作，但脸上暗暗地挂着几分淡定的神色。
“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带走！”樊恒荣突然大喝一声，让身边的李柏枝给徐家豫戴上手铐。
尽管徐家豫事先猜到这次提审他的目的，并已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但他还是被樊恒荣冷峻威严的声音给吓得心慌意乱，原先脸上挂着的那份淡定随之消失。
其实樊恒荣这一喝声，是他在平时审讯犯人前习惯采取的一种心理控制方式。他要利用“心理控制效应”的积极作用，威慑被审对象，让他一开始就处于畏惧的心理劣势状态，这对突破犯人预设的心理防线作用极大。
随着“咔嚓”响亮的手铐声，徐家豫的两只手被铐在一块儿。
樊恒荣、李柏枝一左一右押着徐家豫坐进吉普车后排。
四、徐家豫透漏当年桂系高层策划暗害韦拔群内幕
徐家豫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建筑物和郁郁葱葱的树木，以及路边纷纷避让的行人，他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美了。
吉普车碾过路面的一个水坑，车上的人被颠簸得晃荡。
车子恢复平稳，徐家豫转眸看了看驾驶室上方的后视镜，只见自己须发皆白，显得老态龙钟，再看看那双铐着手铐、皮肤皱巴巴的手，心中顿时泛起悲戚伤感之意。这种顾影自怜的伤感令徐家豫的眼里渗出泪珠，但他却拼命忍住不让它掉出来。随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两手抱头，五味杂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徐家豫觉得自己很委屈：自己1932年到东兰县任县长后，在共产党人韦国安的教育启发下，未缴红军一支枪、未杀一个红军。桂林解放前夕营救共产党的4名武工队员，并主动带领阳朔县政府的人员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诚，为阳朔顺利解放做了应有的贡献……今天却落到身陷囹圄的凄惨境地，想不通呀。
坐在徐家豫右边的樊恒荣一直静默不语，不露声色地观察徐家豫，用心记着他所有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变化。
樊恒荣这个资深的老公安，对被审对象的一般心理活动了解得比较清楚。他深知，被审对象面部表情全部来源于心理活动，面部表情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心理活动发生变化。一个普通人，在未经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很难通过控制心理活动达到控制自身面部表情的，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就会产生特定的面部表情来进行对应，而且这不能完全受大脑所控制。
徐家豫此刻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变化迅速被樊恒荣捕捉。樊恒荣即刻在头脑中对这种变化进行仔细地分析、判断，以便准确挖掘潜藏在徐家豫内心的真正想法。
从早上在监狱与徐家豫四目相对开始，一直到现在，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樊恒荣凭借他有针对性的问话及细致观察，初步判断徐家豫存在惊骇、侥幸、悔悟和期盼从宽等心理。
“嘟嘟——”司机按响喇叭，吉普车绕过几只一摇一摆在路上行进的鸭子，继续朝看守所方向驶去。
樊恒荣再次侧过头打量坐在自己身边的徐家豫，此时他发现徐家豫随着吉普车的左右晃动，时不时掀起眼皮子偷偷瞟自己，似乎也在观察他的表情、探究他的心理活动。樊恒荣看得出来。
“吱——”押送徐家豫的吉普车在看守所大门口停下，同事李柏枝、覃祖坤一前一后押着徐家豫走下吉普车，卫兵看是所长樊恒荣他们，动作利落地打开了大门。
看守所张股长按规定对徐家豫进行收押前的身体检查和登记后，将他关押在3号室。
樊恒荣急匆匆地推开自己办公室那扇门，顾不上喝一口水，拉开抽屉，拿出几天前在档案馆抄录到的徐家豫的资料仔细地查看起来。他想找到徐家豫更多资料，以便完善审讯方案、确定审讯方式，不错时展开对徐家豫的审讯。
恰在此时，他办公室桌上的电话机响起铃声，电话那头传来浓重的江西口音：“樊恒荣同志吗？我是钟枫，韦拔群被害案侦破有进展吧？”
樊恒荣在电话里简明扼要地向钟枫厅长汇报了前段在南宁茅桥监狱开展调查的情况及审讯徐家豫的初步设想及方案。
“樊恒荣同志，你的工作进展很快嘛！”钟枫厅长听了樊恒荣的汇报，显得十分高兴，他赞许道，“呵呵，看来你与狄仁杰不遑多让呀，组织没看错你！”
“厅长过奖了，我只不过是在尽职罢了。”樊恒荣谦逊道。
“好吧，我听了你刚才汇报审讯徐家豫的设想及方案，我认为切实可行，就按你拟定的审讯方案开始对徐家豫的审讯吧。”接着，这位向来体恤下级的领导补充说，“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及时汇报，我们共同研究出解决办法来。”
厅长的肯定、赞许及关心，使樊恒荣信心倍增，原先心中尚存的一丝犹豫也随之消除。
“下午提审徐家豫！”樊恒荣拿起电话通知李柏枝、覃祖坤。
看守所审讯室，气氛严肃、凝重。
徐家豫戴着手铐坐在一张独椅上，眼神漠然。窗口透进来的一束光线照到他脸上，面部黑白反差强烈，他那瘦削的面孔显得轮廓分明起来。他不时环顾四周，当他瞟到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黑色大字时，显出漠然的神情。
正对徐家豫前方的那张大办公桌后坐着神态威严的樊恒荣、李柏枝、覃祖坤三人。樊恒荣担任主审。
樊恒荣按惯例询问了他姓名之后，便掏出一支烟，点上，轻轻地吸了两口，然后用家人聊天一样的语气问道：“你进来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吧？想家吗？”
“张弛有度”是樊恒荣的审讯技巧。他通常在审讯犯人时先问几个看似与案情无关紧要的问题，其目的是放松、减缓被审人员的高度紧张、激烈对抗、严重戒备的情绪，使其感到审讯人员能够合作、沟通和交流，为审讯创造有利条件。
徐家豫看到樊恒荣的语气柔和而平静，并不像早上在监狱见到那样严厉，紧张的情绪放松了许多，他低着头，喃喃道：“嗯，好想家的。”
“你的刑期好像是12年，还有4年你就该回家了。”樊恒荣察觉到徐家豫情绪有放松的迹象，接着用轻松的口吻道，“如果表现得好，说不定不用到4年就可以出去了。”
徐家豫很在意樊恒荣说的这句话。他揣度起来——也许情况没有自己先前想的那么严重，否则这位公安不会说“不用到4年就可以出去了”这句话的。想到这儿，徐家豫眉目间顷刻流露出一丝向往的神情，他犹豫了片刻，然后试着胆子，抬起视线看看樊恒荣，觉得他黑眸里有着几分能够合作、沟通和交流的真挚。
于是徐家豫顺着樊恒荣的话意，拘谨道：“能提前出狱当然更好，我盼望着呢。”
樊恒荣沉默了一会儿，离开椅子，负着手来到徐家豫跟前，然后转过身去，抬头盯着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黑色大字，若有所指地说道：“表现好的话肯定有提前出狱的希望。”
徐家豫心头微动，他前倾身子，把戴着手铐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下意识地瞟樊恒荣一眼，仿佛觉得樊恒荣刚才说的那句话能够决定他往后的命运。
樊恒荣看到徐家豫心有所动的表情和动作，觉得该切入正题了。
樊恒荣回到椅子坐好，很随便地玩着手里的钢笔。少顷，他一字一顿地问道：“你愿意为政府提供当年韦拔群被害的相关情况和线索吗？”
“我愿意把我知道的当年韦拔群被害案的相关情况和线索向政府交代。”徐家豫站起身来，恭敬地对樊恒荣说。
难怪钟枫厅长称赞樊恒荣“与狄仁杰不遑多让”，樊恒荣的确是位审讯高手——他采取的“亲和型”审讯的方式一下就消除了徐家豫内心存在的忧虑、侥幸、对抗情绪，使他很快愿意交代问题。
樊恒荣让人打开徐家豫手上的手铐，口气缓和地说：“请继续说吧。”
徐家豫扼了扼腕，接着用手抹了抹额头前下垂的头发。他刚想要开口，但马上又迟疑起来。过了不大一会儿，他恭恭敬敬地站起身，向樊恒荣请求道：“是否允许我在具体交代白崇禧、廖磊他们策划、布置和实施谋害韦拔群阴谋的情况前，讲讲我的一些经历，以便政府全面了解我的过去及我的思想状态，利于政府正确判别我的口供，开展对我的甄别。”
徐家豫不愧为在旧社会官场混过来的人，办事、说话颇为世故老道。他认为，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思想上曾倾向进步，直接或间接帮助过共产党，现把这些情况说说，利于博得审讯人员的同情，减少审讯人员对自己口供真实性的怀疑甚至是误判，避免“背黑锅”。同时，这也是为将来申诉留下伏笔。
“可以的，你就先说说你想说的吧。”樊恒荣口气温和且显得耐性十足道。
徐家豫看到樊恒荣态度温和，安心落意了，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娓娓道来：“1910年我于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在广西南风报社工作，因不满满清朝廷的腐败统治加入兴中会。1912年考入广西陆军学堂习武，与当年的广西省省长黄旭初是同窗挚友。1925年3月，孙中山大元帅府委任我为西南协政报经理兼主笔，在此职位上，我借助报刊这个平台，积极鼓吹国民革命及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在协政报上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被白崇禧电令黄旭初予以追究。黄旭初出于同窗之谊的考量，他委任我为绥渌县县长，避入政界，免遭追究。
“1932年间，我与堂弟徐家生约定北上赴延安参加革命，出发日期已定好，但遭我的妻子阻拦。妻子为了阻止我与堂弟徐家生赴延安，就设宴约请廖磊到家中喝酒，使我无法脱身而错过行程，堂弟徐家生只得独自前往延安。1949年堂弟徐家生改名为何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广西，广西解放后堂弟任中共平乐地委书记。
“1931年底桂军在第二次‘围剿’韦拔群部失败后，又于1932年8月部署对韦拔群他们进行第三次‘围剿’。白崇禧想利用我招安韦拔群，遂让黄旭初任命我为东兰县县长。我刚刚到东兰县上任便在县府大门外的墙上写了一副楹联，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这副楹联内容是‘贪官污吏滚出去土豪劣绅莫进来’。我执政一段时间后又惩办了一个恶贯满盈的乡霸。这两件事很得东兰革命者的赏识，中共东兰地下党派共产党人韦国安来教育开导我，我在思想上开始倾向共产党。所以，我在任东兰县县长期间，不主张武力‘围剿’韦拔群，我拒绝担任按惯例本应由县长担任的县民团剿匪司令一职。
“我在任期间，未缴红军一支枪、未杀一个红军。还准备参加营救被围困的韦拔群的行动。我的这些表现使白崇禧、廖磊怀疑我已经赤化，向黄旭初弹劾我，并给我施加压力。对此，我于1933年4月愤然罢官辞职，不再做东兰的县长。当时广西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朱尧元很欣赏我的刚毅之气，书写一幅‘不为五斗米屈腰’的条幅送给我。
“在桂林解放前夕，即1949年9月，我按中共阳朔地下党的要求，营救了被捕的桂北游击队阳朔武工队4名队员，至此我前后搭救了6名共产党人了。第一个便是两江纵队的游击队员徐道尧，1948年他在怀集县被捕，我亲自向怀集县县长蒋晃保释。第二个是东兰的共产党员陈剑胆，1949年他因办进步书店被省政府逮捕，关押于桂林丽君路西二里，后陈磨断手铐、脚镣越狱逃至我家，我马上亲自送他至临桂县友人家隐藏，而后他绕道去了柳州。”
徐家豫说到这儿，心情释然许多。他的这番话有倾诉、有回味，当然更多的是表白，让人听起来颇感情真意切。
当然，徐家豫说的这些情况中，有些樊恒荣在查阅他的历史资料及相关档案材料中得到了证实，如他因不满满清朝廷的腐败统治加入兴中会，在桂林解放前夕营救共产党人及在阳朔解放后的第三天，带领国民党县政府的科长、秘书、警佐等10多人向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投诚，并交出所控制的档案、枪支、银圆及粮食、药品。
徐家豫觉得自己说这么多话，都未被樊恒荣他们打断，且能耐心、认真地倾听，他心里顿生感激之意。
“谢谢政府能让我说出这些话。”徐家豫在感激之余，似懊悔似反思说，“旧事重提，确有感旧之哀。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我的思想自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也为那个旧时代的统治者做过一些对革命不利的事情，深感内疚,至今后悔莫及。”
樊恒荣沉默不语，一直保持着专注倾听的神情。
徐家豫看了看一直保持着专注倾听神情的樊恒荣他们，接着用毫不犹豫的口吻说道：“好吧，言归正传，现在我就将我知道的当年白崇禧和廖磊策划、实施杀害韦拔群的情况及经过如实向政府交代。”
樊恒荣给徐家豫递上一杯水，用开导的口吻道：“说吧，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越详细越好。”
徐家豫一口气把水喝干，然后说道：“1932年10月8日，我与东兰县政府机关各要员，还有廖磊指挥部人员在东兰参加了白崇禧召开的布置捉拿韦拔群、陈洪涛及组建东、凤善后委员会事宜的会议。那时他们开始布置谋害韦拔群的计划，我也是那个时候才了解这个计划的。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在广泛悬赏缉拿韦拔群、陈洪涛的同时，查清韦拔群行踪，然后策反或收买韦拔群贴身人员暗杀韦拔群。为此，他们制定出了感情拉拢、欺骗套取、胁迫就范等策略……”
徐家豫详细地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敌人策划、实施谋害韦拔群的阴谋前后的经过。
为佐证徐家豫的口供，樊恒荣根据徐家豫的交代，走访了东兰、凤山、巴马、都安及百色等地的大量在职干部、革命老同志、群众，并讯问了在押犯人148人，搜集到了证人提供的大量证词和证据。樊恒荣将这些证言和证据与徐家豫的交代进行综合归类，至此，韦拔群被害的基本经过被勾勒出来，同时樊恒荣还获悉了当年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
